但党内法规的提法很容易产生歧义，一方面将法的适应对象区分为党内与党外，被人误解为党内存在着法之外的一套法规，另一方面认为党与法就是一回事。

[95]参见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47页以下。[68] 再次，该方法的适用系以区分相关程度的可能性，即发生竞合的基本权利规范能够可以区分成主要基本权利规范和次要基本权利规范，为前提的。

2.不真正或者非纯正的基本权利竞合，又称法条竞合系指一行为属于两条或者两条以上基本权利规范的保障范围，但其中一条基本权利规范与其他基本权利规范的关系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故只能适用特别基本权利规范的情形。[57]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竞合的基本权利规范中存在一项首要的、最大相关的或者更切合事理的基本权利规范。[43]Vgl. Gehard Pischel, Konkurrenz und Kollision von Grundrechten, JA 2006, 359. [44]Vgl. Jürgen Schwabe, Problem der Grundrechtsdogmatik, 2. Aufl, Jürgen Schwabe, 1997, S.304. [45]参见注[13]，第5354页。[6]参见柳建龙：‘人体扫描：公共安全vs隐私权，《方圆》2010年第17期，第69页。[28]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元照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603页以下。

[23]Vgl. Daniela Winkler, Grundrechte in der Fallprüfung: Schutzbereich-Eingriff-Verfassungsrechtliche Rechtfertigung, C. F. Müller, 2010, S.19. [24]参见注[10]。在这种情形下：(1)根据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的解释规则，既然宪法明确将集会基本权利主体限定为公民，也就意味着外国人不享有基本权利意义上的集会权，无论其名义上是人权还是集会自由，即立法机关对外国人集会权享有完全的形成自由。没有人的参与，就无所谓司法及其发展规律。

实践性 一、引言 在法理上，司法源于社会并以社会为存续的基础，因此，司法乃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1]并伴随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而逐步演进。[28]姚建宗：《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司法实践观念是司法主体的主观性因素的高级发展阶段，也是司法实践理性和司法实践智慧的凝结与升华。作为法的适用、实现方式，司法的过程既是对社会行为的矫正过程，也是法秩序的型塑过程。

司法规律的自在性可以分解为自生性、自发性和自然性三个基本层面。换言之，司法规律作为他者，是相对于主体(人)作为此者而言的。

[30]法官是司法主体之一，作为个人的法官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其在裁断案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的个性、思维定式、个人偏好等主观因素影响。因此，司法实践观念的指导是司法规律实践性的中层运用，也是司法规律客观性与司法规律主体性相互协调、交融的体现。恩格斯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波斯纳指出：历史是否认同某个法官的主体能动之轴上选择的位置，这将取决于他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

司法规律内含着人类司法发展的方向性和秩序性，渗透着人类自身的需要和价值目标。[14]相对于人的意志，司法规律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和自发性。二是司法规律对司法权构成约束，即司法权的运行必然受到司法规律的作用。其二，司法的运行过程具有组织运动的基本属性，而司法组织运动属于社会有机体运动的范畴，具有社会运动的一般属性并遵循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

[8]刘曙光：《社会发展过程与自然发展过程》，《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规律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在矛盾，正是事物的内在矛盾决定着规律的生成、运行及其作用的形式与范式。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其二，作为主体的人可以在认识司法规律及其相关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改造司法规律赖以作用、得以体现的环境和条件，从而改变司法规律的表现形式(如用法律的形式予以表现)，并影响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方式、程度和范围，或者加速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进程。

在逻辑上，我们不能用低级运动形式去完全解释高级运动形式，因此，思维运动既不能归入生物运动，也不能归入社会运动，更不能归入机械运动、物理运动或化学运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阶段性的司法实践目的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与整体的司法实践目的完全一致，它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应不断得到检验和修正。因此，可以说，司法规律是司法活动中个人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13]，其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人类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7]这里的自然，指的就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意在说明社会发展虽然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在一定意义上，其像自然界的发展一样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过程。在任何时候，人们认识规律、发现规律的目的都在于把握或利用规律。

在这个意义上，司法规律的他者性也可称为异质性。[21]仅由法学家精心构造正义原则是不够的，司法的正常运行还必须依赖面向所有公民且促成公民道德共识的制度伦理。

其二，每个微观个体具有不同的特殊需要和特殊目的，如果这些需要和目的相互对立，那么个体的司法活动就会相对立。[32]因此，作为司法主体之一的法官必须在具备良好的司法专业技能的基础上清楚地认识自己行为的意义，能够运用司法实践理性和司法实践智慧对自身的思维和行动边界加以控制。

面对司法实践目的实现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司法主体应当努力使司法实践活动符合司法规律的要求，不断检验和修正司法实践目的，保证司法实践活动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由于法律的介入，司法规律对司法权运行过程的作用本能地转化为法律的刚性作用。

其三，司法规律不可避免地通过司法活动体现人类的需要和价值目标。[31]法官应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这是避免产生偏见造成不良影响的前提。个人与社会在各具独立性的同时相互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规律虽然不能离开作为个体的人的活动而存在，但它并不是个体的人的活动规律的简单堆砌。三、司法规律的主体性 作为一种社会规律，司法规律是有关主体(人)的司法活动的规律，它是在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并发生作用的，它的载体是有意识、有目的、有价值取向的人。

2.司法规律运行的实践性 司法规律的运行过程本质上即司法实践的历史过程，是现实地受司法观念指导的社会活动过程。在司法规律面前，我们或者主动自觉地尊重之，或者消极被动地服从之，但无法逃避、无以被赦免责任。

[20][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25—226、249页。作为司法主体的人，就是在司法活动中以司法规律来确证自身作为主体的规定性存在的。

综上，作为社会规律体系的一个分支，司法规律具有客观性、主体性和实践性三重属性。司法规律虽然表现出外在必然性，但仍然基于人们的一般能力和需要而发挥作用，此即司法规律的主体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股合力意味着公民主体社会立场间的重叠共识[17]，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公共理性[18]的诠释。[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8、88页。任何层面的司法规律如果不被人所认知，它就只能是一种盲目的必然性。受制于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现实条件和主体的认识能力，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司法主体对司法规律的认识、把握、利用程度有所差异。

其三，司法的作用服从于法的作用，而法的作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作用，因此，司法既要服务于政治，执行政治职能，又要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执行社会职能。[26]其二，每一代人都按照有利于自己需要的尺度在司法进程中取舍或者革新社会客观条件，而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或者一味地再生产社会条件。

实践性即司法规律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属性，它决定司法规律的产生方式、作用场域和发展趋向。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相似，司法的发展演变也属于自然史的过程，其发展程度受制于并最终取决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和高度。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97、608页。正是在这三个维度上，司法主体既把自身的尺度运用到外部客体上，又按照外部客体的尺度进行司法实践活动，从而实现司法规律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使外在客观性的司法规律转化成为人所利用的自觉联系的司法规律。